卷六、初出茅廬(1989-1996)
第二章、初為人師
之五、補教人生
母校竹中有三公，高一時遇到生物老師楊公，高二逢歷史老師張公，而另一位教地理的黎公，則一直無緣入室。我對張公的印象最深，他曾經歷白色恐怖，醉心文史工作，曾參與新竹市志編修。我讀竹中時，正是升學主義掛帥的年代，張公對學生跑補習班的事十分不以為然，可是聽說他早年也曾因為經濟因素折腰於補教界，但在掛名時刻意將本名中的「德」字去掉，因為他覺得跑補習班兼差是件缺德的事。
這典故我一直銘記在心，也深信不疑，可日後讀大學時兼家教賺生活費，到後來以教書為業，想法就改變了。教育本是良心事業，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補習班，同是授業解惑，但憑良心，也就無所謂缺德與否。
也就是在下決心成為教書匠的那一年，尚未成家，每天下班之後閒著也是閒著，決定將教書本業進化為2.0版，開始進軍補教業，為加速改善經濟環境而打拼。
也是那時的想法過於單純，以為升學戰場仍然硝煙瀰漫，補習班四處林立，以我先前國、高中家教班的經驗，加上大專教師的背景，上個區區的補習班有何難事?結果卻是在一輪的尋訪之後大受打擊，幾乎每一家補習班都問了一個讓我難以招架的問題:
敢不敢打人?
原來，家教和正規的補教授課終歸是兩碼事，補習班不論是老字號還是新店鋪，招聘師資的第一、似乎也是唯一考量就是補教經歷，菜鳥的唯一出路就只剩下「隨班導師」，類似頭牌教師的助教，負責批改試卷和管理課堂秩序。你說，我堂堂一名大專教師，還在做著「教師春風化雨，學生尊師重道」的美夢，瞬間要淪為敢兇敢打的隨班助教，情何以堪哪!
所幸，後來同事阿堂哥介紹我到竹北一家新開的補習班試教。真的是試教，國中部已有名師卡位，只剩下高一新開的「高一基礎理化班」，因為倉促開班，學生只有兩人，所以老師是菜鳥也無妨。那時個人電腦和文書處理都不普遍，用的還是剪貼加手寫的自編講義。教了3個月，學生少了50%，教不出口碑，我自覺汗顏，於是跳槽到湖口的巨人，學生從高中降格為國中。
按理說，授課內容變得簡單，又是純樸的鄉下，上來應該是輕鬆寫意才是，可事實卻不是這樣。補習班的老闆跟我一樣白天另有正職，下班回家和夫人一同經營補教業，夫人負責行政工作，也幫忙批改考卷計算成績，而老闆主要都在巡堂。
本來只是偶爾巡堂，自從我加盟之後，老闆的工作量遽增，因為國中生的調皮喧鬧我根本壓不住，常常都需要老闆拿著藤條坐鎮在教室後方。大約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上課時都要和生氣的老闆四目相對，讓我感到心虛，也漸漸明白為何補教業的應聘條件要加上「敢兇敢打」這一條。
有一天，突然發覺上課的秩序變好了，平日愛作怪的男生們都鴉雀無聲，老闆順勢也離開教室休息去了。一度我還以為是那天我的「牛頓運動定律」講得特別精闢獨到，獲得了普遍的共鳴，原本心灰意懶想要放棄的補教業，頓時又重拾了信心。結果到中場休息時間我才發現，最愛帶頭胡鬧的幾位大哥正面紅耳赤的在底下傳閱P字頭的「小書」。
要說我的補教兼職是靠幾本小書挽救起來的，也許太過誇張，但無論如何，自那以後，學生的課堂秩序真的明顯改善，老闆又恢復偶爾巡堂的模式。到了第二個學期，補習班也才甘願的將我的名字放在廣告宣傳單上。
那個年代一直都有「教師不得在補習班兼職」的傳言，為此，我向同樣在經營補習班的阿堂哥討教。他說那是中小學教師的規定，「大學教師法」裡可沒這一條。但我還是膽小，要求老闆在廣告上別放全名，結果卻成了學生的笑柄。
他們說:「老師你的姓那麼怪，應該要改取藝名啦!」
如此，我的國中理化班一教便是三年，教材用了十幾本。雖是兼職，也曾想過要變身為補教名師，每次上課前都努力做好重點筆記，甚至背誦下來。那時每週三、五我都要搭學校的校車到竹北下斗崙，再改搭公車到湖口，便一路默記小抄，在湖口車站附近吃一碗米粉加滷蛋，然後走路到鄉公所附近的補習班。打工完，再走回車站搭9點05分的普通車回新竹。
1992年5月的某一天，我在湖口往新竹的火車上遊走各節車廂，尋找別人留下的報紙，藉以打發接下來的三站車程。偶然翻到一篇評飲紅酒的文章，作者是我的高中同學阿葆，那時他剛留法回來，搖身一變成為土木學者和葡萄酒專家，兼任北捷顧問。就在南下列車經過新豐小站的時候，我看見車窗上倒映出來的自己，和手中報上出現的阿葆同學形成了莫名的反差。
之後，我仍然過著趕集式的生活，只是成為名師的想法已經鬆動。一直到伊自台北介聘回新竹，我們結束了假日夫妻的尷尬期，我辭去了湖口的兼職，把戰線拉回到新竹。
那一年老大臭寶即將出世，想著教養成本提升，應該努力賺點奶粉錢，於是又到學府和建功兩補習班上起考前複習班。就是在高中和高職聯考前兩週的「臨陣磨槍班」，通常是三、四個班共二、三百人輪流上課，我和另一位名師自每日早上8點一路上到晚上9點。上完之後，我又想起了竹中張公的典故。
1993年秋天，臭寶出生，上過我的考前班的學生們都已找到歸屬，而我也正式告別補教生涯，開始為下一個人生階段打拼。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