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二班的回憶錄(求學篇)

卷三  止於至善

第一章 大一,1981-1982

 

牽引 

作詞/小軒  作曲/譚健常  原唱/鄧妙華

如果我們倆從來不曾相戀

淚水不會占據我的眼

如果你的心還有一點牽掛

不會將我孤獨的留下

我不願回顧,因為在記憶深處

思念常刺痛我心靈

人生旅程,充滿艱辛和坎坷

我需要你的雙手牽引

       

    1980年,新加坡的歌手鄧妙華因灌錄台灣的校園歌曲,榮獲新馬十大歌星獎;隔年派往台灣受訓,一曲《牽引》更是牽動了全台歌迷的心,幾乎全年盤據國語金曲排行榜首。那一年,雖然還有《月琴》和《光陰的故事》互別苗頭,校園中仍然有許多人抱吉他的時間比教科書還要多,但民歌的風潮已呈消退之勢。《牽引》的詞曲創作人小軒和譚健常夫妻檔,以詩意極濃的詞搭配西洋式的和弦曲風,為國語歌壇注入新生命:從劉文正的《三月裡的小雨》、黃鶯鶯的《呢喃》、費玉清的《夢駝鈴》,到後來鄧麗君的《幾多愁》、陳淑樺的《浪跡天涯》和文章的《365里路》,國語歌曲儼然已從民歌時代一腳跨進了嶄新的流行音樂時代。

    1981,我成為大學新鮮人的那一年,本島發生了許多傷亡事件。先是年初北水士林淨水廠無預警放水,淹死了在外雙溪郊遊的15名師生;接著是平溪菁桐礦場的災變;7月,長期關注台灣民主運動的留美學人陳文成,自美返台被警總約談後,次日陳屍台大校園,死因不明;8月,才剛上成功嶺就傳來遠航客機在三義上空失事的消息,機上110人全部罹難;9月,艾妮斯颱風過境,又帶走27命。島內惡事頻傳,國外也不安寧,同年3月,美國總統雷根遇刺,5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梵蒂岡遭到槍擊,兩人均逃過死劫;10月,埃及總統沙達特則沒那麼幸運,他在開羅閱兵典禮中被行進的士兵射殺身亡。

    那一年,美國發射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台灣的翡翠水庫和南迴鐵路相繼動工;國際奧會承認台灣會籍,但從此在國際賽事上只能用「中華台北」之名;對岸的小平杯杯提出「一國兩制」,隨即中共和平統一的「葉九條」便提出兩岸三通(通郵、通航、通商)的建議,本島政府則以「三不政策」回應: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之一、都市迷宮

    考入大學的那一年,才收到入學通知,甚至還沒上成功嶺,直屬學長齊哥就已找到家裡來,劈頭就是凌厲的問句:「讀不讀?」

    學長這麼問,一開始感覺學校的新生服務做到家,倒是挺窩心,但接著齊哥卻跟我扯兩伊戰爭造成的第二次石油危機,石化工業將成夕陽工業云云…也許他是善意提醒,但才考進化工系的我,聽著聽著反倒覺得像是勸退來了。雖然那年頭的大學重考率頗高,班上許多考上私校的同學礙於經濟因素、自覺沒考好和志向遠大的,都已經決定重考,而我也認為自己沒考好,但已經受不起再一輪的試煉,更何況學校就位在番薯國的首善之區(「天龍國」的貶詞要再等30年才會出現) ,於是我很快就下定決心要負北上,讓我的「大學之道」在嚮往已久的大都會裡「止於至善」。

    《隋唐演義》裡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我的求學之行遇到的第一難,自然是「人生地不熟」。「人生」的部分還好解決,一住進學校宿舍,都是同班同學,大家嘻嘻哈哈很快就「不生」了,但「地不熟」的問題則是困擾了許久許久。也許是因為來自風城彈丸之地,進入大都會時不免心虛。那時的首都雖然仍屬開發中城市,但足以讓我這個「庄腳俗」眼花撩亂。尤其在初來乍到的學子眼中,好像每條街道和建物的長相都是一個樣,整座城池宛如是一座出路難辨的大迷宮,於是,開學的第一天就出糗了。

    學校雖然是位在市區的南北主幹道中山北路上,但新生宿舍卻遠在約3公里外的合江街小巷裡,最近的公車站要走到民生東路上搭往榮總方向的277,但車班不多,搭乘的人卻不少,常常要擔心擠得上去卻擠不下來。第一回由宿舍室長、電機系的學長藝哥帶著搭公車去學校,等新生報到,系老闆吹完牛,還帶到旁邊學校母企業的員工福利社讓我們採購廉價的民生用品,然後才解散。那時的首都沒有捷運,公車網雖稱便利,但對我而言既是陌生也算奢侈,所以當下決定徒步回宿舍,順便細看這座都市叢林。

    從學校出門往右,沿著中山北路往南,過了農安街口就會看到母企業的設計大樓,淺綠色,挺像偽裝的野戰碉堡。大樓的南角就是朱天心的北一女三年記《擊壤歌》裡提及的上島咖啡,門口有幾株營養不良的椰子樹(現在已變成伯朗咖啡,椰子樹不見蹤影,換成了整排的 Ubike)。我打算繼續前行走到民權東路後左轉,到榮星花園後轉往合江街回宿舍。

    可才到民權東路口就出了狀況。

    首都的主幹道除了路面寬闊,為了安全,都設有行人地下道。倒不是以前沒見過地下道,只是沒見過那麼浮濫的,一個十字路口居然有8個出口。原本自認方向感還不差,過個地下道算什麼?可沒想到那天不知為何鬼打牆,我從路口的西北角中山北進入地下道,要從東南角的民權東出口,卻是怎麼走都不對,每一個出口的街景看來都差不多。就看到一個「傻帽」左手抱著剛從員工福利社買來的洗臉盆,用右手拎著成串的曬衣架在中山北路南邊的四個出口鑽來鑽去。

你說傻瓜當一回也就罷了,同樣的蠢事不到一週又再度上演。

    開學第一個週末下午的最後一堂課(沒錯,就是週六第八堂,容後再解釋) ,老師提前打烊,我決定把當週拿到的新教科書先搬回宿舍,再搭客運車回新竹。那天學校實施新生健檢,幫我抽血的小護士技術欠佳,針頭半天插不到位,偏還問我是否常打針,以至於血管硬化。我在公車上一邊想著要趕回家,一邊想著血管硬化的事,明明要搭到榮星花園,卻在前一站美麗華飯店(從前的,不是現在有摩天輪的那個)迷迷糊糊地下了車,接著就在民權東路和建國北路的地下迷宮中再度迷失。這一回,不過就是想過個馬路,抱著一堆新書滿頭大汗的走上走下,作了半天虛功,發現居然又走回了原來的入口,一氣之下,決定回到地面,不理會汽車喇叭,直接大剌剌的穿過馬路。

    過了一陣子,我在地下道中找回了方向感,但依舊被首都的路名與站名欺負,公車老是搭錯路線下錯站。

    據說二戰後政府接收台灣,廢除了日式的町目系統,新的街路名稱除了宣揚四維八德、民族精神和三民主義之外,還拿了大陸地圖套在首都盆地上命名,但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了,跟故國懷鄉沒什麼關係。不過複雜的街路名卻把外地來的學子搞得七葷八素不知所以。

    除了路名,還有公車站名。剛到首都時老是弄不清中華路南北站和台北車站南北站有何不同。公車還有區間車分段開,去程和回程甚至路線不一樣,還真是不太明白其中的邏輯何在。駑鈍如我,大學時期有好長一段時間真的只認得上下學和回家的路。

    有一段時間因為「下錯站恐懼症」,也是因為省錢,我常徒步上學。自宿舍沿合江街走到民權東路,從三段走到一段,再轉中山北,學校就到了,因而民權東路應該是我大一時最熟悉的街道。依據已故文人趙寧(人稱趙茶房)的說法,我的那條「大學之道」可是涵蓋了人生中的幾個重要課題(《為人生畫一個美麗的圓》,九歌)。最東邊四段的松山機場,代表著「別離」,因為古早年代管制國外旅遊,從松山機場飛出去的多半是留學生,而且那個年代的回流率大約只有一成,比聯考的錄取率還低;接著是三段的榮星花園,1980年代花園還是婚紗外拍的熱門首選,代表著「愛情」在此開花結果;進入二段,會先看到莊嚴肅穆的一殯,自然是代表人生的終結「死亡」;最後是松江路口的行天宮,關老爺的管區,給無數善男信女帶來無窮的「希望」。

    那時還是大學新鮮人的我,想的可沒有趙茶房那麼深遠透徹,離別、愛情和死亡對我來說似乎還很遙遠,所以我的求學路上一邊快步向前,一邊背著英日文單字和微積分公式,唯一會吸引我注目的,只有一殯前後那一段。上學時走一殯大門那一側,會有各式各樣的「人生落幕曲」可以觀摩,曾經看過三重某重量級人物由十幾輛黑頭凱迪拉克簇擁著,後面還有《魂斷藍橋》的花車音樂在導引,可過癮了;放學回程走馬路的對面,一整排的禮儀公司展示著許多精緻的「長眠盒子」,每回經過總要多看兩眼…

    大一入學的那一年,陌生的城市如迷宮般讓人心生畏懼,不敢造次的結果是意外的勤學,那也是我大學四年中學業成績勉強還能端上檯面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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