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二班的回憶錄(求學篇)

卷三  止於至善

第二章 大二,1982-1983

之四、巨人的肩膀

    1676年,牛頓在寫給當時劍橋大學教授胡克(Robert Hooke)的信中曾言道:「如果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ye shoulders of Giants)」。根據考證,其實牛頓是揶揄身材矮小的胡克在光學領域的成就還稱不上是巨人,可這句話流傳了300多年,卻一直被當成勉人謙卑向上的座右銘,恐怕也是當年兩造所始料不及的。而對於這些走在時代尖端的巨人們,後生晚輩是崇拜或是追隨,恐怕也是完全兩碼事。

舉例來說,學物理的學生對於牛頓,和學化學的學生對於波依耳(Robert Boyle),大約在崇拜的背後多少都有些痛恨吧!牛頓的運動定律從國中時期就開始折磨大家,更別提大學時期的微積分了。當年牛頓如果不是在蘋果樹下,而是在榴槤樹下打瞌睡,近代物理的進展至少要推遲幾個世代;同樣的,牛頓的前輩波依耳在1661年發表了著作《懷疑派化學家》(The sceptical chymist),以實驗結果批判當時的「四元素說」(1997年盧貝松的電影《第五元素》便是從水、火、土、氣「四元素說」延伸的狂想),為近代化學奠定了初步基礎,也讓後世的化學、化工學生有上不完的實驗課。

相較於一般的課堂正課必須力抗瞌睡蟲的侵擾,實驗課透過操作驗證理論,還有機會走動,應該算是相對軟性的課程。況且我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所有的實驗步驟都經過前輩們一再演練修正,只要跟著照做就好,看來似乎是沒什麼難度的學分大補丸。一開始我們大約都是這麼想的,實驗隨便做,報告好好寫就是了,然後等到期末笑納實驗學分,完美!

後來才發現,即便是實驗好好做都未必能得到理想的結果,而且連「報告好好寫」都變得困難重重。

大一時的物理和化學實驗,夾在其他12門正課外帶體育的夾縫中,像我必須小熬夜才有辦法準時交出實驗報告,而大多數的同學都要熬到期末才有辦法擠出近30份的報告。到了大二,情況更加惡化,包括有機和分析實驗,洋洋灑灑的一開又是14門課,更何況還有一波接一波的自強愛國聯誼活動,還有眾多的女同胞在苦苦的等待我們去聯絡感情,實在沒有太多的美國時間分配給實驗課,於是,我就擬訂了新的戰略,每次實驗操作之前助教在做前情提要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寫實驗報告,反正前面的實驗目的、原理步驟都是照抄而已。

那時有機實驗的助教介桑老是愛找我麻煩,沒事就拿著小本子在我面前晃來晃去,動輒記上一筆:講話不行,唱歌不行,吹哨不行也就罷了,連蒸餾瓶沒有剛好90度垂直站著也不行。每次一瞄到我在他講解時寫報告,就會點名要我說明毛細管或是分餾管的原理。由於先前都寫過預報,介桑問的大都難不倒我,按理說只要好好做實驗,那些小缺陷的小扣分應該也罪不致死,無需過度憂慮。可偏偏人算不如天算,有一回記得做的是甲醇和水的分餾實驗,利用沸點的不同將甲醇和水分離,別人大都順利得到純淨的甲醇和水,我和同組的同學阿朝煮到最後卻變成「香吉士」。介桑看了看,搖搖頭,問黃色從哪裡冒出來的?你們到底加了什麼?

天地良心,同樣的設備,一樣的取藥,可就是這麼邪門。

那年還有一門分析實驗,前段的重量分析、酸鹼度測定還算容易,到了後段的陰陽離子定性分析,幾乎讓全班同學對自己的實作能力都打上問號。五屬陰離子七屬陽離子(第二、三屬各分AB兩屬)各以不同的屬試劑加以檢驗分離。那時我們大約做到第三回就已經頭昏腦脹,分得清陰陽離子就不錯了,再加上試劑怎麼配都有疑點,該沉澱的不沉澱,或是沉澱了也不能確定,只好排隊搶用早該淘汰的離心機。本來是小疑點,離心之後變成大疑點,一頭霧水外加一肚子氣。助教看大家心浮氣躁,火藥味越來越重,跳出來打圓場:「這只是訓練,原理和操作方法清楚就好,結果並不重要。」後面馬上又補一句:「結果照實寫,我可沒要你們偽造數據。」同學們「喔」的一聲,然後各自解讀。

說是結果不重要,訓練才是重點,可那學期的分析實驗課到了學期末時突然通知要「盲測定生死」,就是每一組給了一份未知溶液,裡面有兩種離子,只給屬性,要自行檢測出是哪兩種陰或陽離子。其實若依據先前寫過的實驗步驟,要解盲並不困難,只是實驗室待久之後,老覺得芒刺在背,邪事一籮筐。那一回有人打破燒杯,有人拿錯樣品,更有人鬼迷了心竅把整瓶鹽酸當作廢液倒掉,原本下午5點就該結束的測驗,大家硬是耗到華燈初上還交不了差。本來我們這組早就做完,只是兩種離子有一種沉澱不明顯,在我們對面的阿健那組也是同樣的狀況,雖然助教強調每組給的未知液都不一樣,但我們兩組做出的結果相同,不免有些遲疑。後來阿朝說:「交卷吧!說不定是助教拐我們呢!」那學期原被視為大補丸的實驗課,居然搞得大家寢食難安。

    都說科學實事求是講求實證,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卻總是要碰到一些難以抉擇的尷尬處境。大學時期上過的實驗實習不下十門,這些實作訓練的成效似乎都只決定於最後的報告,也就是說,就算根本弄不清做了什麼實驗,只要再版、三版到N版的報告寫得整齊漂亮,一樣可以高趴(high pass)。大三時有一門「儀器分析」,先開正課再做實驗,上正課的講師是國外回來的雙碩士,第一堂課就約法三章說他的要求很嚴格,不達標的會毫不猶豫的死當。又選了一本像磚頭一樣厚的原文書,上課的內容好像也沒幾個人聽得懂,把全班嚇得半死。期末考時老師說要考open,還強調開書測驗也未必容易。結果是考題全都在課本裡,書尾還找得到參考答案,我們猜那位只教了一年就捲鋪蓋的寶貝老師大約是連那本書都沒翻完。

    下學期的儀器分析實驗也讓大家好生為難。原本上學期的理論部分就一片模糊,再加上學校的儀器設備都很有問題,一個實驗做下來全班就分成三派。第一派是原版派,決定依實驗結果照實呈現。第二派是務實派,實驗結果明顯偏差怎能視而不見?於是動手大修。原版派就站出來指責:「你們是竄改數據!」務實派則反駁:「不是竄改,是合理修正。」第三派是照抄派,出來緩頰:「別吵了!兩種說法都接受。」他們拿到什麼就抄什麼。那時的儀分實驗助教是不苟言笑的彬哥,他最後下了一道命令:實驗結果偏差太大的,週末到校重做。

    從此之後,全班都變成了務實派。

    多年以後,我自己也擔任教職帶起實驗課,才深切明白,在那個物資貧乏的年代,儀器簡陋,設備不足,燒杯內有氣泡,或試藥進口分裝時被污染,當然啦,學生心不在焉也是問題,所以即便我們是站在諸多科學界巨人的肩膀上,還是有許多無奈的因素橫在前面,阻擋我們往前眺望。所以當學生埋怨:「叫我們做那麼多實驗,將來也未必用得到啊!」我也不生氣:「對!大部分都用不到,實驗課教的是求證的精神,做事的條理,至於結果如何,就不用太在意啦!」

    但,無論如何,報告還是得按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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